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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9-19 00:36 来源:蜀南在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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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C919跑道起飞,一同腾飞的将是整个产业

2019-09-19 10:54 来源: 解放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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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也要看到,党支部“三会一课”数量够了,常态化有了,但一些基层党组织也存在内容枯燥、形式单一、针对性不足、实效性不强、形式主义倾向明显、党建质量不高等问题。

 “航空制造业揭示的或许将是‘中国模式’的限制,而不是其无限能力。一个能够制造自己波音、空中客车的中国,应该跟我们现在所知的中国不一样。”5年前,C919国产大型客机第一个部件——飞机机头下线。当时,美国航空专家、《大西洋月刊》 记者詹姆斯·法罗斯在其出版的新著《航空中国:中国未来的试验田》中,做出这样的评价。

  今天,按照计划,C919大型客机第一架飞机将站上跑道,进行第一次飞行尝试,法罗斯所说的“中国模式的限制”已经一点点被冲破。

  变革的策源地就在飞机的起飞地——上海。在这里,C919从无到有,由一个名字、一叠叠图纸变成一架实实在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客机。在这里,“中国商飞”从诞生到成长,逐渐成为一个可以与波音、空客相提并论的名字。在这里,沿着黄浦江,从紫竹到张江、临港,一条集聚国内外知名企业、院校,融合二三产业的航空产业链已初现“龙骨”。

  飞机和飞机产业,是看得见的改变。而看不见的变化,也在悄悄发生:跨国公司从中国市场的“外来客”,成为重大战略项目的参与者和同盟军;而中国企业,则从制造者变为“设计师”和“指挥家”。

  没有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、一家企业,可以凭单打独斗造出大型商用客机。当飞机起飞之际,可以看到,我国制造业第一次站到全球分工的最高端。

  C919经历了一场“奥运会”

  这场“奥运会”实质是经济全球化。各个国家、不同企业各有专长和比较优势,一款商业大型客机问世,谁也离不开谁。

  C919首飞前夕,外界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:其一,它是中国人一钉一铆造出来的;其二,大飞机的核心零部件都是从国外买的,中国人只是把它装起来,没什么了不起。

  然而,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。首飞前一个月里,C919飞机驾驶舱的显示系统,还在做最后的选择和调试。这些显示器是飞行员最重视的飞机部件,他们会挑剔显示的天空颜色、文字色差等细节。为C919提供显示系统的,是在上海扎根60年的老牌科研单位——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(简称上电所)。这家在航空军事防务领域有着长期积累的单位,通过国产大飞机,在民机领域迈出第一步。

  “如果说防务项目是‘全运会’,C919项目就像是‘奥运会’。”首飞前夕,上电所所长王金岩回忆起五年的项目历程,感触颇深。

  中国商飞作为主制造商,将C919航电系统核心处理系统总包给中美合资成立的昂际航电公司,昂际航电再将其中的显示系统分包给上电所。上电所在研制过程中,采用国际合作模式,选择多家国外企业作为显示系统的子供应商提供相关部件,包括比利时、加拿大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地的企业。

  因此这场“奥运会”,不止是参与的国家多,而且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还环环相扣,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“不参与‘奥运会’,你永远不知道世界一流水平是怎么样的。”王金岩说,上电所60年来第一次与国际知名航空供应商同台竞技、密切合作,压力巨大,但收获更丰。

  争议中最受关注的是C919的发动机,很多观点认为国产大飞机没有用国产发动机是一大缺憾。

  诚然,航空发动机确实是目前我国民航制造业有待填补的短板。不过,C919装配全球最先进的CFM LEAP-1C发动机,和这架飞机一样,也是全球化的产物。它由美国GE公司与法国赛峰飞机发动机公司平股合资成立的CMF 国际公司研制。“这款发动机的总装在欧洲,其中大量的零部件又来自世界各地。我们GE航空集团在大中华区的年采购量高达近5亿美元,仅从中国航发公司,就订购接近2亿美元的部件。”GE航空集团全球副总裁向伟明介绍,发动机相关部件,在GE的苏州工厂生产,另外还向中国国内民营企业采购。

  梳理整架大飞机,它的机身各大部段完全国产,来自西飞、成飞、洪都、沈飞、上飞等国内飞机制造基地;起落架来自利勃海尔,宝钢也为其提供了新型特种钢;轮胎和刹车系统来自霍尼韦尔,霍尼韦尔还为飞机提供“第二引擎”——被称为APU的辅助动力系统……

  “造大飞机,是一项必须通过全球合作完成的任务。从波音、空客,到中国商飞,造商用大型客机的一条通行原则是:选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零部件供应商。”霍尼韦尔亚太区飞机制造及设备合作副总裁杰夫·罗林斯说,“就像汽车制造商,整车厂不可能去生产一辆车的每个零部件。飞机更是如此,从波音、空客,到中国商飞,他们的任务是一致的:那就是设计研发飞机、采购最好的零部件、总装以及最终让飞机安全地飞上天。”

  争议和疑问不是新鲜事。第一架波音787“梦想飞机”问世时,也曾引起过美国各界的质疑。它是波音公司在全世界外包程度最高的机型,按价值计算,美国波音公司只生产约占飞机造价10%的尾翼和最后组装,其余零部件是由全球40余家合作伙伴生产的。机翼是日本造的,碳复合材料是在意大利和美国其他地区生产,起落架在法国生产……后来的事实证明,“奥运会”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波音公司的市场竞争力。

  如今,搭建全球分工平台的,换成了中国企业。

  “造飞机的‘奥运会’,实质是经济全球化。各个国家、不同企业有各自的专长和比较优势,一款商业大型客机要问世,谁也离不开谁。上海的优势,一方面在于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配图能力,另一方面,上海海纳百川、开放程度高,适应国际合作规则,又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。”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认为,通过C919项目,上海能够进一步提升调动、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。

  跨国公司真正“融”了进来

  近年来,中国商飞组织的年度优秀供应商评比,已成为C919项目全球供应商最看重的荣誉,他们将奖牌放在上海总部醒目位置。

  相融才能相生。一般“外来客”只是做项目,做完便一拍两散,在C919项目中,跨国公司不是只想做“简单的生意”。

  截至2016年底,上海吸引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580家,外资研发中心达411家,继续成为国内跨国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最集中的城市。在上海的产业经济领域专家看来,不论是跨国总部,还是外资研发中心,与本地创新之间,总是若即若离,隔了一道看不见的“墙”。

  如今,这堵墙正在被打破。

  霍尼韦尔位于上海张江的亚太总部新楼,隔着一条中环高架,对面即是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。采访中,杰夫·罗林斯特地纠正翻译的说法,他不愿称自己的公司是C919的“supplier (供应商)”,反复强调应该叫“partner(合作伙伴)”。杰夫·罗林斯是中国民航工业的老朋友,早在2003年ARJ21项目启动时,他就投身其中。为了C919项目,2013年他回到上海,并带来全家人,还给自己起了颇有内涵的中文名字:罗翎。他说:“30年前,我参与、见证了空客A320的首飞,在我心中,C919首飞,会是一样的历史性时刻。”

  相比外资世界500强,C919项目中的合资企业昂际航电,融入程度更深,它在上海“土生土长”,与国产大飞机事业血脉相连。

  大约一个月前,昂际航电位于上海闵行紫竹高科技园的大楼里,公司总裁仲安仁主持了一场企业的五周年庆典。作为开场白,这位英国人对着所有员工历数公司每年完成的大事,并向大家伙发问:“今年我们完成了什么?”台下人愣了会儿,紧接着异口同声地回应:“Fisrt Flight (首飞)!”“嘿,大家不要着急,C919这不还没起飞”,仲安仁略感尴尬,使劲挥了挥手中的奖牌说,今年最值得庆祝的,是昂际航电获得了中国商飞优秀供应商的金奖,“这是过去几年里不可想象的”。

  近年来,中国商飞组织的年度优秀供应商评比,已成为C919项目全球供应商最为看重的荣誉。GE、霍尼韦尔、利勃海尔、罗克韦尔·科林斯等全球大名鼎鼎的跨国公司,都将曾经获得过优秀供应商奖牌,放在其上海总部的醒目位置。然而昂际航电很特殊。这家企业,2012年由中航工业和GE在上海合资成立,中方出资金,GE通过部分资金+技术入股,形成50:50的股比。“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公司,C919是我们第一个项目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项目,它定义着我们的成败。”仲安仁说,虽然有母公司强大的经验与技术“背书”,但相比其他跨国巨头,合资公司还是“新生儿”。

  “我们为C919提供作为‘大脑’的航电系统,而中国商飞就像波音、空客一样,对这块介入很深。”昂际航电公司副总裁吴穹介绍,在双方深度合作下,主制造商对C919“大脑”非常了解,不再像过去那样以为这就是一个难以解密的“黑盒子”。当年GE与赛峰合资在法国成立的CFM公司,已经是全球航空业巨头,“我们希望复制CMF50年来的成功经验,成为一个从上海走出来的CFM”。

  一旦飞起来,就停不下来了

  在开放下创新、学习,大飞机项目辐射和带动力不断增强,“大飞机效应”将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突破瓶颈,提升竞争力。

  “C919首飞收放起落架时,一定要看一看,它用的是宝钢的超高强钢。”首飞前夕,宝钢特钢公司高级主任师赵肃武激动地说,“为了利勃海尔来最终评审的4天,我们准备了近5年。”利勃海尔航空是中国商飞C919型号起落架的供应商,宝钢特钢作为利勃海尔的供应商,为C919起落架提供特种钢材。

  宝钢在钢铁领域的许多技术,已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。但民用飞机用钢,是另一码事。为了让材料随C919飞机一起飞上蓝天,宝钢特钢的生产、管理、工艺、技术等所有环节都经历了一场质变。宝钢特钢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孝荣说,光工艺过程控制文件就修改了13次。2014年,宝钢特钢有限公司最终通过利勃海尔的评审,顺利将自主研发的超高强度钢装上C919飞机。2016年,宝钢特钢的棒料又通过中国商飞的适航符合性验证,随C919飞上蓝天。

  C919起落架的一星半点的钢,却为宝钢打开通往民用航空的一扇窗。“目前,我们已成为欧洲最大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罗尔斯·罗伊斯公司的供应商。”赵肃武说,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  宝钢之变,是“大飞机效应”的一个缩影。周伟林认为:“正是因为开放,在开放下创新、学习,大飞机项目辐射和带动力不断增强,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突破瓶颈,提升竞争力。”

  目前,上海参与大飞机研制、配套、服务的企业集中在临港、张江、紫竹三大园区内,中外企业数量已超20家。这些企业中既有宝钢这样的“老字号”,也有昂际航电等新生力量,它们普遍占据民机产业链的高端环节。

  紫竹高新区商会常务副会长强国勇说,在园区新一轮产业引进中,航空已成为其六大主导产业之一。他说,“现在真正拥有航空产业的园区屈指可数。随着‘大飞机’产业链在紫竹国家高新区不断延伸,这会成为紫竹未来的‘比较优势’。”

  “大飞机效应”更深远的影响,在于人的培养。上海交大历史上曾培养出多位航空大家。但因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和需求“断代”,直到2002年,上海交大才复建航空航天工程系。2008年,随着C919项目在沪启动,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成立。“我们设立的‘民用飞机设计特班’,从2010年到2014年,培养了近200名专业人才,75%都投入到大飞机事业当中。”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肖刚介绍,在C919研制的各个环节,很多上海交大师生都参与其中。随着飞机首飞,上海交大在航空领域的科研与人才培养目标也将“更新”。

  同时,中国商飞、GE公司、昂际航电三方共同组织的全球商用航空人才联合培养计划(GCAT)也在随着C919项目发展推进。“该项目从2015年启动至今三方各派出数十名工程师前往商飞和GE美国总部进行为期两年的项目轮岗学习。其中,首批毕业生现都在C919项目中担任重要职责。”GE航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向伟明表示。

  “这些‘效应’还不只是在上海。10年来,包括上海在内,全国22个省市、200多家企业、36所高校、数十万人员参与了C919研制与配套,32家跨国公司与合资企业为国产大飞机做出卓越贡献。”中国商飞公司负责人介绍。

  “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,飞机产业一旦‘飞起来’,就停不下来了。”周伟林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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